民国二十五年,春。
开封的春天来得比新郑早。正月还没过完,相国寺墙角的迎春花就开了,黄灿灿的,像撒了一把碎金子。二丫站在铺子门口,看着那一片黄,心里说不出的敞亮。
她的枣糕铺子开张半年了。从最初一天卖几十块,到现在一天三百块,德兴和的订单稳稳当当,从不拖欠。孙掌柜说她做的枣糕是开封独一份,别的铺子仿都仿不来。她听了只是笑笑,没敢当真。她心里清楚,不是她的手艺有多好,是枣好。高老庄的枣,新郑头一份。根在,味就在。
秀兰来帮忙也有三个月了。这姑娘手脚麻利,脑子也活,算盘打得比二丫还快。两个人从早忙到晚,揉面、蒸糕、送货,配合得越来越默契。刘嫂负责打扫卫生、洗洗涮涮,三个人把铺子打理得井井有条。
“二丫姐,今天的枣糕蒸好了,三百块,一块不少。”秀兰从厨房探出头来,脸上沾着面粉。
“数了?”
“数了两遍。”
“那我去送货。”二丫解下围裙,换上出门的衣裳。
秀兰把那包油纸包好的枣糕递给她,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布包。“二丫姐,这是这个月的账,我算好了。刨去成本、房租、工钱,净赚西十六块三毛。”
二丫接过布包,在手里掂了掂。沉甸甸的,心里踏实。
“秀兰,你留五块当零用。”
“我不要。”秀兰摇头,“你管我吃住就中了。”
“拿着。”二丫把钱塞到她手里,“你跟着我起早贪黑,不能白干。”
秀兰攥着钱,眼眶红了。“二丫姐,你比我亲姐还亲。”
“别哭。”二丫拍拍她的肩膀,“哭啥?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”
她走出铺子,走在开封的大街上。阳光很好,照在身上暖洋洋的。街上的人多起来了,卖菜的、挑担的、推车的,吵吵嚷嚷的,像一锅煮沸的粥。她穿过鼓楼大街,拐进一条小巷,德兴和的后门就在巷子尽头。
孙掌柜正在后堂算账,看见她进来,笑了。“二丫,来了?”
“来了。三百块,您点点。”
“不用点。”孙掌柜接过枣糕,放在桌上,“我信你。”
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沓钞票,数了数,递给她。“九块钱,你数数。”
二丫接过钱,数了一遍,揣进怀里。
“孙掌柜,生意咋样?”
“不错。”孙掌柜喝了口茶,“你的枣糕,在开封算是立住脚了。不过——”他顿了顿,脸色沉了一些,“最近时局不太平,生意不好做。你少进点货,别压太多本钱。”
二丫愣了一下。“咋了?”
“你没看报纸?”孙掌柜从桌上拿起一张报纸,递给她,“日本人占了东北,又占了热河。现在盯着华北呢。说不定哪天就打过来了。”
二丫接过报纸,低头看起来。她认字不多,但跟周明蕙和秀兰学了半年多,己经能看懂报纸上的大概了。“日本”“华北”“危急”这几个词她认得。她心里紧了一下。
“孙掌柜,日本人真能打过来?”
“谁知道呢。”孙掌柜叹了口气,“不管打不打,咱老百姓都得过日子。你做你的枣糕,我卖我的点心。天塌不下来。”
从德兴和出来,二丫站在街上,手里攥着那张报纸。阳光还是那么好,街上的人还是那么多,但她心里忽然不踏实了。她想起她爹说过的话——“这世道,不太平。”她以前不懂,现在有点懂了。
回到铺子,秀兰正在整理柜台。看见她回来,问:“二丫姐,你咋了?脸色不对。”
“没事。”二丫把报纸放在桌上,“秀兰,你给我念念这上面的字。有些地方我看不太懂。”
秀兰拿起报纸,念了起来。她识字比二丫多一些,念得磕磕巴巴,但意思能懂。
“日军在华北增兵……国民政府呼吁和平……北平、天津人心惶惶……”
二丫听着,手不自觉地攥紧了围裙。
“秀兰,你说,日本人会打过来吗?”
秀兰放下报纸,低下头。“我不知道。我听我爹说过,日本人可凶了。他们在东北杀了很多人。”
二丫没说话。她走到后院,站在那棵小枣树前。枣树又长高了一截,枝干粗了,叶子绿了,在风里沙沙响。她摸着树干,想起老孙头,想起高老庄的枣林,想起她爹说过的话——“根在,树就不会死。”
“枣树啊枣树,”她轻声说,“你说,这世道会变吗?”
风吹过来,枣树的叶子沙沙响,像是在说:会变的。会变的。
那天晚上,二丫收到一封信。信封上写着“陈明兰收”,字端正,一笔一画,是沈家少爷的笔迹。她拆开,里面写着:
“二丫:见字如面。你最近好吗?铺子生意怎么样?我在学校一切都好,功课忙,但心里踏实。最近时局不太平,西安出了大事,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扣住了。听说后来和平解决了,国共要合作抗日。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,但我想,只要能抗日,就是好事。你在开封也要小心。别省钱,该吃吃,该喝喝。等你回来,我请你吃开封的灌汤包。仲文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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